庆历二年（1042）三月下旬，辽朝的使节刘六符来到汴京易操盘，呈递上国书。
内容大致有三：一是责问宋为何要讨伐向辽称藩的西夏；二是质问宋为何要在北边添置军队，营建军事设施；三是索要关南之地（即瓦桥关、益津关、淤口关以南之地）。很明显，前面两点只是由头，第三点才是辽使此行的真实目的。
这是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后第三十八年。自订立和盟以来，两国虽然暗地里较量无数，但明面上始终维持着友好。契丹人突然狮子大开口，似乎想要打破和平对峙的局面。
这是政治讹诈，还是战前宣言？
事情的走向并没有朝战争发展。宋廷回了一封国书：反对割地，但退而求其次，可以增加岁币或者联姻。八月，宋朝大臣富弼到达辽国，辽兴宗选择增加岁币二十万。如往常一样，宋朝最终同意了用钱消灾，危机算是解决。
这次“岁币交涉”表面上十分平静，背地里则是暗流涌动。看似是辽宋高层在博弈，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群人在阴影处角力，改变了事件的走向。
1
用兵贵在知己知彼。契丹人索要关南之地的意图是什么？
在辽使刘六符赴东京之前，辽朝内部爆发了一次争论。当时，辽朝内部分为两派。主战派认为，辽兵强悍，而宋朝和西夏大战，“师老民疲”，如果趁机进攻，必然胜利。主和派认为，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攻灭后晋，杀入汴京，结果得不偿失，善战的功臣宿将大半死去，对宋作战难言胜负。况且两国交好，不宜破坏盟约。结果，主战派占了上风，但辽兴宗耶律宗真仍有疑虑，便决定一边备战，一边派使臣试探。
然而，刘六符还没有踏入宋朝的土地，辽国欲兴兵的消息就泄露了。
辽国易州进士梁济世，实际上是宋朝间谍，传递回来一个消息，“言契丹有割地之请”。知保州王果、知雄州杜惟序甚至买到了辽使图谍的书稿，密献给朝廷。宋廷对契丹人的动向可谓是一清二楚，因此有充足的准备来应对危机。
刘六符入境之后，宋廷派大臣富弼接待。两人的对话非常耐人寻味。刘六符是主和派，隐隐觉得此行不顺利，说道：“在途久荷庇护，今日功亏一篑矣。”富弼安慰道：“九仞之功已大，岂当似一篑遽弃耶？”在递国书之前，刘六符还有意提醒道：“此来，国书大意止欲复晋祖所与故地关南十县耳。吾主深戒使臣，毋得先泄书意，今不免为公言之者，欲公先闻于天子，议其可否，思所以答之耳。”然而，刘六符不知道的是，宋朝边地的军队已经开始修战备了。
因此，当刘六符呈上国书之后，宋仁宗表现得十分淡定，坚决不予割地。但是，宋朝也不想打仗，毕竟刚刚和西夏大战一场，国力损耗严重，恐怕经不起折腾。于是，宋廷派富弼出使辽朝，提出可以联姻或增加岁币。
一开始，辽朝坚持要割地，富弼寸步不让，回答道：“北朝若欲割地，此必志在败盟，假此为名，南朝决不从，有横戈相待耳。”刘六符见宋使的态度如此坚决，决定退而求其次，选择联姻。富弼推测辽朝想联姻是为了要挟更多的金帛，于是说：“南朝嫁长公主故事，资送不过十万缗尔。”于是，辽朝又放弃了联姻。
当年七月，富弼回国，宋仁宗非常满意谈判结果。八月，富弼再次出使契丹，持国书两件，誓书三件。宋朝开出三个条件：若议婚则无金帛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，则增岁币二十万，否则十万。
据《说郛》载，当时富弼实际上带了五封信函，可能是因为最后两封信函割让东西太多，便临时决定把这两封信函留在雄州。这件事未载于正史，但是从和谈前后富弼强硬的态度来看，此事很可能是真的。辽国的间谍侦得富弼持书三件，使得辽兴宗有了心理预期。会谈中，契丹人表现得十分贪婪，直到第三封信函出示之后，才答应下来，使得北宋增岁币二十万。
综观此事之发展，间谍之作用可见一斑。
宋朝增岁币实属无奈之举。在外敌环伺、内部不安的环境下，增加岁币或许是一个最稳妥的办法。用钱财套住蛮夷，让他们不想动用战争武器，失去岁币，从而给宋朝一个安稳的环境发展自己。富弼在劝辽兴宗的时候，说：“北朝与中国通好，则人主专其利，而臣下无所获，若用兵则利归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祸。”富弼应当是从间谍口中得知了辽朝内部的争斗，干脆把话挑明：得岁币，都是你一个人的；如果打仗，你还能坐稳位置吗？
问题是，契丹铁骑被金钱腐蚀的速度，可能还赶不上北宋财政崩溃的速度。岁币的支出都要转嫁到百姓头上，导致民乱，使得宋朝更加无力对抗外族。
辽朝很可能打的就是这主意。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记录了一件事，刘六符在出使前曾向辽兴宗献计，尽可能多敲诈一些岁币，然后给燕云百姓减税。宋朝为了筹集岁币，必然加税。这样，辽朝百姓的负担比宋朝百姓的负担更低，自然人心归附。
间谍可以改变事件的走向，却不能左右局势。情报系统的无孔不入，富弼的外交手腕，依然无法弥补双方实力上的差距。
2
在辽宋双方的长期对峙中，间谍几乎无处不在。
终宋一朝，用谍是御边之策的重要一环。从皇帝，到朝臣，到边关守将，都十分重视间谍一事。
宋朝间谍有专门之机构——缘边安抚司。鉴于“边鄙之人，多负壮勇，识外帮之情伪，知山川之形胜”，边军多从当地百姓中挑选机智之人，刺探情报。这些人熟悉两国地形、风俗，容易潜入北国。由于佛教在各国盛行，扮成僧侣也是一个常见的选择。
间谍的任务是侦知辽国“首领所在，任将相何人，山前山后人哀乐如何易操盘，诸国臣与不臣，并训练点集兵马，造作奸谋，年岁丰凶，转移粮草”等。更高级的间谍可以任辽官，打入敌人内部，行策反之事。一旦事成，逃回之后往往加官进爵。
真宗时期的边将李允则就是一个用谍如神之人。他知雄州十八年，在辽尽是耳目，“契丹中机密事，动息皆知之”。这十八年，“契丹不敢南牧，朝廷无后顾之忧”。
李允则曾令“州民张文质绐为僧，入契丹刺事”。张文质入辽后曾得契丹官封，归来后补为三班奉职、潭州监当。有士卒逃往辽朝，李允则向契丹人讨要，契丹人称不知所在，李允则直接报出地点，契丹人无奈，只能将这些叛卒斩首。
某年上元节时，李允则在山上张灯结彩，令艺人表演歌舞。第二天，他得到间谍的消息，有一个辽朝将领会入城观看，于是在城郊观察，果然看见一个紫衣北人入城。李允则与来人一起来到一家旅舍，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派妓 女去服侍那紫衣人，让他喝得酩酊大醉。暗地里，李允则派人把骡子放在廊屋下，把紫衣人放走了。原来，李允则使的是反间计，这个紫衣人是辽国的幽州统军，几天之后就因通敌被处死。
又一次，李允则抓了契丹的一个间谍，不施酷刑，反而好好招待他。间谍说他是燕京大王派来的，还拿出了他刺探宋朝沿边钱粮、兵马数量的信件。李允则说：你所得到的这些情报都是错的。随后，他将钱粮、兵马的实际数字抄给了那个间谍，还给了他重金，将他放走。不久，那个间谍回来了，原封不动地归还了宋军的情报，反而供出了辽朝的兵马、粮草信息。
到了仁宗一朝，宋朝的情报工作似乎有些懈怠了。包拯就曾上疏抱怨：“于今全不能深入，只是到得四榷场及幽、涿间，传得民间常语或虚伪之事，便为事宜。”
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包拯任“贺契丹正旦使”出使辽国。辽国官员质问包拯：“雄州开东南便门，多纳燕京左右奸细人等，询问北朝事宜，随事大小，各与钱物，此事甚不稳便。”大意是，你雄州的间谍太多了，容易伤害两国感情。
包拯在为宋朝辩护后，秘密上书皇帝，希望“密诫雄州，凡有体探事宜，更加慎重，免致漏泄。”间谍工作要做得好一点，别让人发现了。到了后来，大臣出使北国，身边都要跟着两个皇城司的侍卫，防止使者通敌。
相比之下，辽朝用谍要远早于宋朝。
景德元年（1004）十二月，澶渊之战已至尾声，辽兵北撤。宋朝郓、齐等州安抚使丁谓抓到契丹的间谍头子，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。丁谓上奏朝廷：“鞠问其人，称徒侣甚众。今各具形貌、年齿，请下诸路分捕。”竟然可以从间谍头子的口中拷问出其余间谍的“年齿、形貌”，足见辽朝间谍组织之严密。
辽人间谍，常以商人身份为掩护，或者扮作云游四方的僧人。他们行动的地方主要在河北诸路，刺探军情、放火烧仓、策反将领，几乎无所不做。
当时，宋朝民间印刷业十分繁荣，文人政客议论军国大事之言，无所不印。契丹间谍要么重金购买，要么摘抄下来。比如，文人蔡襄因范仲淹被贬一事，心怀愤慨，写了一首《四贤一不肖诗》，辽使到汴京之后，偷偷将其买回，让辽朝君臣了解到北宋党争之激烈。因此，宋廷几度严令不得对外售卖士人文集。
毫不夸张地说，间谍出没的地方，成了辽宋第二个战场。
3
庆历初年宋朝对辽朝的忍让，其实可以归因于另一条战线的失败——在西北边地，宋朝对西夏的间谍战完完全全落后了。
宋朝视契丹为强敌，对党项则漠然视之。对宋朝而言，广大的西北地区如同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于是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宋朝对党项一族可谓是门户大开，根本不设防。直到西夏崛起，宋朝才发现养成了大患。
宝元二年（1039）九月，富弼上疏，言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“自与通好，略无猜情，门市不饥，商贩如织，纵其往来，盖示怀柔。然而迹稳则容奸，事久则生变。故我道路之出入，山川之险夷，邦政之藏否，国用之虚实，莫不周知熟察。又比来故出宫女，任其所如，元昊重币市之，纳诸左右。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祥，至于宫禁之私亦所窥测。”元昊不仅利用间谍探明了西部的山川险要和军事部署，甚至还通过收买宫女得知了宫禁秘事。
李元昊称帝之后没两年，便进攻秦陇，先后发动了三川口之战、好水川之战、定川砦之战，连战连捷。这位西夏国主是一个“不择手段”之人，把“兵者诡道也”这五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对间谍的使用更是如火纯青。
康定元年（1040）正月，夏军攻金明寨。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握兵近10万，人称“铁壁相公”。李元昊先派人诈降，分布于宋军各营寨；同时，还派间谍收买李士彬部下。一番操作下来，固若金汤的堡垒已是千疮百孔。随后，夏军轻松攻破金明寨。
同月，夏军攻延州。宋军来支援，距离延州城二十里时，有一个西夏间谍假扮延州守军到来，说：大军在延州城东门等候你们，但是怕有奸细，所以听我指挥，分成若干队伍，每支队伍相隔五里。宋军没有怀疑，按其吩咐行事。等到宋军将领反应过来，军队已乱，西夏间谍也不见了。宋军将领好不容易整顿好军队，继续前进，离延州城还差五里时，埋伏的夏军杀出，宋军大败。
好水川一战，元昊亲率十万大军深入宋地，埋伏、诱敌、决战。元昊选择决战的地方，平坦无比，适合西夏“铁鹞子”冲阵突击。这是妥妥的轻敌冒进之行为，但由于元昊熟悉地形，竟然不被宋军所知。正如《六韬·绝道》所说：“凡深入敌人之地，必察地之形势。”反观另一边，宋军将领得到的情报是“夏人有砦，数不多”，于是草率进攻，遭致大败。定川砦之战，元昊故技重施，诱敌深入，断其粮道，聚而歼之。宋军再次大败。
富弼在谈及宋夏的战争时说：“自西鄙用兵，于今七年，大小凡经十余战，而每战必败，官军沮丧，望风畏怯。”
这三次大战，宋军总是突然就迎敌了，以“无备”对“有备”，完全被元昊牵着鼻子走。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陕西经略安抚使田况写下《上兵策十四书》，里面说“自古用兵，未有不由间谍而能破敌者也”。文中盛赞了夏军间谍总能得到可靠情报，而自家间谍“采道路之言，便为事实”，十分不堪。
战争是斗智的艺术，只有充分详尽地“先知”，才能及时抓住战机，制造胜果。未战之前，宋军其实就已经输了一半。
事实上，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弱，就拿好水川一战来说，夏军以几倍兵力的优势，还占据地利，大胜之后却选择撤军。这说明，宋军在完全劣势的情况下，依然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伤亡。如果情报战做得好一些，战争的结局说不定就不一样了。
4
宋朝并非都是无能之辈。
康定元年（1040）正月，朝廷下诏：“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（间谍），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，公人仍转两资，百姓优与厢镇。”六月又下诏：“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，赏钱百万，补班行。”第二年十月，朝廷给内附的西夏人韩怀亮升官，让其“密捕谍人之在京城者”。此后，史料中关于西夏间谍的记载明显减少了。
庆历元年（1041）九月，韩琦上疏建议：“节俭省费，倾内帑三分之一，分助边用，以金帛赐逐路帅臣，使行间觇贼，则动静先知。”大意是，赶紧筹钱招募间谍。
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贾昌朝上书说：此前战败，是因为边臣没钱，养不了间谍，因而得不到可靠的情报。因此，为今之计在于让边将自理财政，培养死士。只有建立亲密关系，部下才能效死力。
宋朝再也不敢轻视西夏了，把更多的资金、人力投入到西北之地。过往这些不屑为之的事情，都慢慢做了起来。自庆历元年下半年开始，宋朝慢慢夺回了主动。
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一个名叫张亢的儒生横空出世。当时，夏军入侵，麟州、府州成了两座孤城，宋廷甚至都想要放弃了。值此危急时刻，张亢单骑入府州城，承担起当地防务。他一改被动防守的做法，用重金收买当地居民，让他们成为探子，去找寻水源、侦察敌情。
九月，他盯上了被元昊占领的琉璃堡。他派遣一名间谍，埋伏在敌营旁边，那名间谍听闻，西夏士兵正在占卜吉凶。结果一出，占卜者大惊，说：“明日当有急兵，且趋避之。”西夏士兵都笑道：“汉儿方藏头膝间，何敢至此！”间谍立马回去报告，张亢知道敌营无备，于是夜袭夏军，夺回了琉璃堡。这是宋军主动利用情报优势获取胜利的一次战役。
后来，张亢主持麟、府二州的防卫计划，依然重视间谍，“每遣谍者，辄厚与金帛，无所吝”。他还用重金收买了一名在敌帐服侍“虏主”的女子，从此知晓敌营动静。
名将种世衡也曾利用间谍实施离间计。
元昊虽为一代英主，但性格猜忌。他的帐下有野利旺荣、野利遇乞两兄弟，此二人皆有才略，深得元昊信任，得以专权，是宋廷的主要拉拢对象。宋廷多次给二人通书信，还通过僧人贿赂了大量金银财宝。野利旺荣也派了三个人降宋，种世衡知道是间谍，但也留了下来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用来离间西夏君臣。
当时，有一个名叫王嵩的和尚，善骑射，熟悉西北地形，种世衡常常用他做向导。一日，种世衡派王嵩带着一封密信去见野利旺荣，信藏在蜡丸之中，信中用枣画作龟形，寓意为早归。这封信如果让元昊发现，必然能加深西夏君臣之间的猜疑。
然而，野利旺荣不但没有背叛元昊，反而将王嵩交与元昊。可是，种世衡的离间计是一个阳谋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嫁祸，而在于勾起元昊的疑心。事实上，元昊的确开始怀疑野利旺荣，使其不能返回治所。正如《宋史》所记载，“元昊未通时，种世衡画策，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，遂成猜贰，因此与中国通”。
后来，野利兄弟果然被元昊杀死了，但与种世衡的离间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不过，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。种世衡用间应该算是颇有成效。
宋朝的间谍在西北重新占据上风，两国的边境也慢慢恢复了和平。
然而，西夏死死拖住了宋朝上升的脚步，就像数额巨大的“岁币”一样，就像因搜刮民脂民膏而止不住的内乱一样。对于一个只能“修修补补”的国家来说，再高明的间谍也于事无补了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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